民视角下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发展考略

在人才济济的中国近现代文坛，陈西滢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原名陈源，西滢是他的笔名。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的陈西滢曾在英国留学多年，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20世纪20年代，当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陈西滢与胡适、徐志摩以及周氏兄弟并称为“五四五大散文家”，而他也是现代文学评论派的主将。尽管后世对陈西滢的文学评论及思想观点颇有微词，但作为非主流学术流派的典型代表，他的学术经历与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可研究性，尤其是他在翻译领域的实践活动，对中国译学的发展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

一、才子佳人铸传奇，性格孤僻受排挤

陈西滢生于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位读书人，曾在家乡无锡开办过一个规模不大的私塾，后来到上海谋生，帮朋友开办书局。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吴稚晖，是陈西滢的表叔，从小在陈家生活，也是看着陈西滢长大的。他非常看好天资聪颖的陈西滢，认为他在学术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潜质，于是鼓励并帮助他入读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12年，陈西滢从附小毕业，即在家人的资助下远赴英国继续求学。在英国，他以刻苦的学习、优异的成绩修完了中学课程，考入爱丁堡大学主修文学专业。1922年，陈西滢获得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陈西滢曾一度陷入继续留在英国工作生活和归国服务的两难选择。幸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陈西滢伸出了橄榄枝，力邀他回国执教北京大学。陈西滢是在英国留学时与蔡元培结识的，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缘[1]4。蔡元培的邀请打动了陈西滢，后者毅然决定回国，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此时他年仅26岁。

关于陈西滢在北京大学执教的情况资料，保存至今的并不多见。可以确定的是，当时陈西滢的同事、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温源宁曾描述过陈西滢，说他有着“苍黄的面色、中等的身材、消瘦的体型”。温源宁还绘声绘色地谈及陈西滢称：“很显然，陈教授并不适合室外工作，他一旦离开室内的椅子，很可能会不知所措。只要在椅子上，他就可以讲课、阅读、说话，甚至连打架在内都百事可为。由于久坐不起，他只要一站起身来，脊柱会呈现出明显的弯曲。”由此可见，与当时一般文人喜好游历采风、广结同道之人不同，陈西滢更愿意在家中沉下心来搞研究。当然，他并没有如温源宁说得那么夸张，一旦学术界有大事，必少不了陈西滢的身影。例如1924年春节期间，世界文学泰斗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他经上海来到北京，给北京文化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北京大学为做好泰戈尔的访问事宜，派陈

西滢及其好友徐志摩负责接待工作。两人欣然领命，陈西滢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且，在接待泰戈尔的过程中，陈西滢还结识了凌叔华，两人一见钟情并结下一世姻缘。由泰戈尔在中国间接促成的这段姻缘后来也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段传奇佳话。

1928年，武昌中山大学被国民政府改组，正式组建国立武汉大学，以图强化五四运动后对高等教育的重新控制。同年9月，由闻一多任院长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成立，陈西滢应邀到该院中文系担任教授，与他一同前往任教的还有其夫人凌叔华。第二年，武汉大学校长由陈西滢的好友王世杰出任。他一上任就聘请了海内外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武汉大学执教，恰好此时闻一多转投青岛大学，王世杰便将文学院院长一职让陈西滢接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很快逼近武昌城下，武汉大学被迫迁往四川乐山。在乐山文庙，文学院和法学院将临时课堂安置于此。陈西滢一方面要负责全院的日常教研工作，还要以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妻女、母亲和姐姐一家五口，生活过得比较艰难[2]15。在内有艰难的生活，在外有日渐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处理。由于长期受英国文化熏陶的影响，陈西滢孤僻的性格在武汉大学越来越难以立足。尤其是王世杰去职校长之位后，陈西滢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1939年10月，受到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排挤，陈西滢辞去了院长之职。

二、犀利文笔批时弊，定居英国难得志

陈西滢供职武汉大学时，除了要负责行政工作之外，还陆续开设过翻译、世界名著导读、长篇小说鉴赏、英国文化概述等课程，课程内容本身很受学生欢迎，学生们也都觉得陈西滢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儒老师，但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学生们也反映，陈西滢的授课口才略有欠缺，课堂效果不是太好。当然，这也算不得是什么过错，不少知识渊博的学者其实并不太适合站在讲台上当老师，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学术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贡献。从武汉大学离职后，陈西滢经历了一段赋闲期。但他并没有在家闲着，而是拿起笔，重新投入他所熟悉的创作生活。据凌叔华的回忆，陈西滢为重庆的《中央日报》写了很多篇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文章，其中不少社论还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陈西滢以犀利的言辞评论时势，但却给妻子凌叔华造成了“麻烦”[3]241。据凌叔华说：在北平的日本特务和宪兵经常上门打扰其正常生活，还威逼利诱她，让她叫陈西滢到北平来，意图将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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